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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是主流

——梳理“新政协运动”的主要观点

刘仰东

2019年08月08日08:48    来源:人民政协报

原标题:共识是主流

1948年起,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积极投身“新政协运动”,或踊跃研讨,或奋笔报端,虽说对一些具体问题、枝节问题难免有认识上的不同,但共识仍然是主流。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新政协运动”认识是一致的。

  共识之一:

建立新中国的时机已到

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这是“新政协运动”的最大共识,在1948年,民主人士普遍感到时机已到,光明在即。

“五一口号”发布的第四天,即1948年5月3日,民革中央执委梅龚彬在《华商报》发表题为《建立真人民政权,响应“五一”号召》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今天,摆在我们中国4.5亿人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结束卖国独裁政权,建立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现代化新中国建设的生路,一条是呻吟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合统治下继续做半殖民地奴隶的死路。”“是时候了,我们更应立即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积极准备建立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

梅龚彬是第一个撰文响应“五一口号”的民主人士。随后跟进讨论新政协的民主人士,政治立场大体相同,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大体相同,行文的基调自然也大体相同。

5月20日,民盟中央委员邓初民作了一次《怎样响应新政协的号召》的讲演,当中提到:“我认为中共在此时来号召新政协的根本理由是根据革命总形势的要求来的。革命总形势发展到了今天,需要一个新政权的出现,需要成立一个新政府。革命总形势是什么呢?两句话,就是国内外反人民势力必败,人民必胜。这就是毛泽东先生所说的‘历史的转折点’,就是已经‘扭转美国帝国主义及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5月27日,民进负责人马叙伦在《群众》周刊发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文章认为:“时局发展到了今日,任何中国人(包括反动派)都晓得独裁政权虽能‘沐猴而冠’,玩一套换汤不换药的把戏,虽能有美帝不断的援助,都是‘无济于事’,注定了它的末日快到了,换句话说,人民的胜利已经决定了。任何人对这已经不是感觉而是信心了。所以,可以说全国一致在企盼着卖国殃民的反动的独裁政权早一日消灭,新中国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在企盼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启示。现在是得到了。”

6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沈志远在《开展新政协运动》的一文中指出:“军事惨败,政治绝路,经济崩溃,人民死敌的最后覆灭,已经不远,是谁也不用怀疑的了。而人民死敌的接近最后覆灭,也就是中国人民的接近最后胜利。这就是今天国内时局发展的基本形势,同时也就是中共提出新政协号召的客观根据。这一号召不迟不早在这时提出来,正是这种时局发展的形势所要求的。”

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也在6月给《光明报》撰文《我们赞同迅速召开新政协》,文中针对“五一口号”第四条“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该文章评论说:“我们中国被压迫的人民为要完成这神圣的历史任务,在近百年来,已付出无数量的重大代价。现在是接近胜利了,我们更需要坚强,奋斗到底,要在新政协的联合统一战线里面,结合强大的民主力量,达成任务,粉碎一切反动势力。”

上述作者来自不同的民主党派,所写文章对时局的认识和判断却没有区别,甚至用词也很接近,如“是时候了”“革命总形势发展到了今天”“时局发展到了今日”“正是这种时局发展的形势所要求的”“现在是接近胜利了”等等,可见民主人士对于新中国的到来,不仅有迫切的期待,而且有超乎以往的信心。

  共识之二:

新政协是对旧政协的超越

投身香港“新政协运动”的民主人士中,有人参加了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更多的民主人士即便没有参加旧政协,也经历了旧政协时代,目睹了国民党政权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的真实面目。因而,讨论新政协,旧政协是不能回避的,甚至是一个主要参照物。

1948年5月23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领导人谭平山在《华商报》发表《适时的号召——论中共“五一”节口号》,当中以“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为题目对新旧政协进行了对比和剖析。他指出:“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时期,美蒋已成为民主党派的敌人。民青两党已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中间路线和伪自由主义者已完全失去了作用,所以这个新政协的构成分子,应该是能够代表人民利益而且确有群众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所组成的,在这个政协所应该讨论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纲领,绝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纲领。同时,这个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邓初民在《怎样响应新政协的号召》的讲演中,对旧政协和新政协作了如下连分析带区分的评述:

新政协和旧政协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旧政协是蒋介石召集的,但并不是他愿意召集的,因为他是独裁者。而是全中国要求民主的人民和代表人民要求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逼着他召集的。召集这次政协的目的就是要结束独裁,实行民主。正因为旧政协是蒋介石被逼到不得已而召开的,他并无诚意结束独裁,实行民主。所以旧政协虽然开了,通过了五大议案,但终于被独裁者亲手撕毁。中国是否就可以真的结束独裁实行民主呢,我看这还是个疑问。现在蒋集团表面上粉饰一番,以假民主来取得暂时的和平,以便有机会来准备长期内战,也就是说不见得能实现民主。因为实行民主的障碍如不铲除,民主是没有方法实行的。民主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外来的帝国主义、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买办主义。也就是美帝和蒋集团。从旧政协的决议案看来,是并没有把这些民主的障碍除脱的。所以,旧政协决议案即使不被撕毁,至多只能得到暂时的和平,真正的民主也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旧政协的情形。中共在今年“五一”号召要开的政协如果是召开了,那就与旧政协完全不同,那就要真正的结束独裁,实行民主。那就会彻底地把民主的障碍铲除,把美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中国,把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打倒。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和平——真正的和平,永久的和平,也才能彻底实现,这就是新政协与旧政协最基本的不同点。

郭沫若当年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了旧政协,是名副其实的“过来人”。1948年6月,郭沫若在《自由》周刊上发表《为新政协催生》,认为:“在这新旧两政协之间,无论在本质上、成分上、任务上,都会有着划然的区别。”郭沫若分别论述了新旧政协在这几个方面的不同,并进行了大致的归纳,显示出他超越作家、学者和诗人的民主人士风范。例如关于新旧政协本质的不同,郭沫若写道:“旧政协是亲美的,新政协是反美的,旧政协是拥蒋的,新政协是反蒋的。旧政协是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讲和的,新政协是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宣战的。旧政协是以旧民主主义为蓝本,新政协是以新民主主义为蓝本。一句话归总,旧政协是改良性的产物,新政协是个革命性的产物。”

另一位参加过旧政协的民主人士章伯钧,当年是民盟代表,“新政协运动”时期身兼民盟和农工民主党负责人。他以民盟的立场著文认为:“民盟对于新政协的理解,也正与其他民主人士所了解的相同,他不把新政协看作与旧政协是同名同质的党派会议,而是在新的阶段,负有新的任务的政治协商会议。”所谓新的任务,即指中共“五一口号”第四条:“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马叙伦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之后》一文中也对新旧政协作出对比:“上次的政协,是民主和反民主、伪民主的集团妥协的。这次的政协,是民主方面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国是,取得一个协议,只是‘和衷共济’的,而不是妥协的。这是性质的不同。上次政协是反民主的反动集团做主体,而伪民主派也参加了的,这次是民主阵线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者。这是本质的不同。”

上述作者都属于民主人士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新政协和旧政协区别的判断与认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叙伦和谭平山都在文章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协中的领导地位,顺应了历史和时代的选择。

一次各抒己见的讨论

1948年6月30日,中共香港分局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围绕新政协召开的若干具体问题集中展开讨论,气氛热烈。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沈钧儒、李章达、茅盾、胡愈之、王绍鏊等纷纷发表意见。李济深因故没有到会,委托连贯转达他的意见。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到会听取意见。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马叙伦提出两个时间点:“一个是本年双十节,一个是明年元旦。”他进而作了说明:“前者太快,距离现在只有3个多月时间;后者还有半年,半年后军事局势的发展当有很大的不同。”他个人显然倾向后者。

郭沫若认为现在讨论新政协召开的具体时间为时尚早,但他“希望政协要开快些,新政协开后,可以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待人民代表大会召集后再成立正式的政府”。

沈钧儒认为:“政协召开的时间可以迅速,不必等得太久,因为召开政协,可以号召和鼓舞人民支持解放军军事迅速发展,同时可以加速敌人军事崩溃和内部动摇分裂。”

谭平山也认为:“政协召开的时间愈早愈好,自从‘五一口号’发出以后,我们宣传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应。所以现在应由理论到行动阶段了。所以要马上开始准备。”“双十节最好,如果交通有问题,须要延一下就延一下。”

茅盾则认为:“如果要我们住在香港的人来决定一个政协召开的时间,恐怕有点困难……”

李章达发言说:“时间问题,局面发展得快,召集当然更快,现在大家都求快些开会,但如何快法?国内局面发展快当然要快,国际反动派压迫愈凶,也愈快。”

王绍鏊说:“时间方面,至迟到年底就好了。”

以上7位民主人士的发言中,马叙伦和王绍鏊对新政协的召开给出了具体的时间建议。李济深则委托连贯在会上提出“拿下平津”后再召开政协会议的建议,但马上遭到李章达的反驳:“对任公(李济深)打下平津(再召开政协会议)的观点,我认为不妥,这样新政协的召开,不是以政治为前提而是以军事为前提了,如果打不下平津,是否便不开了呢?”其他人士则普遍希望根据形势发展,尽快召开新政协,甚至越快越好。

关于新政协开会的地点。中共中央最初的设想是在哈尔滨。毛泽东5月1日在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表示了这个意思。李济深不赞同在哈尔滨开会,他建议:“为使新政协的号召力量加大,要拿下平津,在平津开会,最好不要在东北开会。”

王绍鏊提出“开新政协的地点,应在关内”,这实际上呼应了李济深的建议。谭平山的意见则是:“只要与中共同志靠近,关内关外无所谓。”茅盾的意见与谭平山相仿:“在关内还是在关外,这是不成问题的,总之在解放区便成了。”马叙伦也说:“地点在解放区是不成问题的。”李章达认为:“地点问题,不可用单纯的地理观点来看。地点问题,中共当然可以照顾,在解放区开是不成问题的。例如哈尔滨,劳大已召开,科学院也成立了,很有意义。延安则是人民军队组训的地方,而人民的军队则是人民所独创,凡这些地方皆可象征新民主主义,至于技术、交通条件,要中共来考虑。”沈钧儒对此问题另有一番考虑,主张开会地点保密:“地点问题不能公开,否则要招致轰炸。”

王绍鏊在会上对自己的主张又作了一番解释:“我主张在关内开会不是为了别的,乃是因为有人会借此造谣说东北有国际背景,有人想做傀儡。同时如果是在关内召开,可以象征人民的胜利已进了一步。”

关于新政协的召集人。在讨论此问题时,没有出现不同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新政协应当由中共召集。茅盾、谭平山、李章达认为也可由其他党派委托中共召集。总之,新政协召集人问题作为一个议题被拿到桌面上,却没有引起太多的讨论,更谈不上意见分歧。

关于新政协代表的成分。这是6月30日座谈会上讨论最热烈、也最具原则性的一个问题。从发言中不难看出民主人士各自的倾向性,个别观点还引发了争议。

第一个发言的马叙伦认为,新政协代表的成分应分为各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三类,这与中共“五一口号”中的提法是一致的。马叙伦随后对这三类成分的资质作了细化:“社会贤达必须具有人望、声望,地位则属次要。参加民运的必须有工作表现。人民团体有多种,蒋管区里面就多得很,有许多是不足论的,如御用的、过了时的。其次有些像‘同乡会’一类的团体不能算数。又如蒋区的‘全国文协’是反动的,虽有全国性,也有些人,但不能算数。有些是全省性的团体,但须得人民之同意承认,要得人民承认,当然一方面要有工作,一方面要有群众。至于党派问题,今天革新派也发表了宣言,但要看其历史,不能专看宣传口号,像‘光复会’虽然有历史,而其工作及群众,则甚成问题。”他还认为:“政协要包罗全国,要能代表全国。”

沈钧儒表示:“代表的决定,应看其是否自抗战以来到现在均对民主运动有贡献,是否有代表性、全国性,如果有,像全国学联那样,就应该有代表,要不要过去的社会贤达的名义,或者改称什么专家,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但要有代表性,只要大家民主人士公认是有德望、有声望、有贡献、有号召力和具有专家的性质,那么便不论他是否个人。”沈钧儒还提出政协代表的地方性问题:“上海现未解放,但如能出代表,其重要性一定很大,故华侨、西北、上海及少数民族,均应有代表参加。”可见当时以民主人士对时局的估计,上海等江南地区的解放,尚需时日,新政协则指日可待。

谭平山认为代表“名额可多则多,不可能则少些,今天的政协不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数不必多”。“有人认为政协的人数越多越好,他们说多了不更好吗?这是不对的。具体说来,如‘五一’号召中提到民主党派,我想举一个例来说,如果我们开一个资产阶级会议,有人过去有钱,当然有资格,但他穷了,便没有这个资格了。又如革命会议,如果他以前是革命的,当然有资格,但以后他不革命了,当然丧失了资格了。所谓民主党派,与此相同。”似有强调新政协代表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之意。

胡愈之是在“五一口号”发布后从新加坡回到香港的,他在会上提出华侨代表问题:“旧政协没有华侨代表问题,虽然陈嘉庚被提过名,但不是把他当华侨代表而是把他当作社会贤达来讨论的。新政协的华侨代表,作为人民代表参加固然可以,但作为社会贤达来参加也未尝不好……如果华侨代表能够参加政协及人民代表大会,其意义必甚大。”

茅盾认为:“至于参加的代表,党派的要简单些,困难的是人民团体代表和社会贤达,但何党派可参加政协,要看他们是否赞同新民主和土改这许多问题与否而定。”茅盾建议组成一个小型的机构加以研究,“看看何党何派可以做代表等等”。谭平山赞同茅盾的建议:“我同意茅公提议在港成立研究机构,如反蒋战斗问题、政权问题、工商政策问题、对美侵略问题,各方的意见和步调是有点差别的,所以大家研讨共同纲领之类,是有必要的。”

王绍鏊认为:“代表及人民团体问题,有两个原则,两年来对民主运动有贡献,人民承认……至于社会贤达,也应该是有条件的,有声望,即背后有群众,对民主运动努力有贡献,经过各党派承认。地方性问题,因政协系政治性的问题,不必很重视,但像陈嘉老,则因为既是华侨总会的代表,又是对民主运动有贡献的,这些当然没有问题。”王绍鏊还特别提到:“上海工商会代表工商,两年来对民主运动甚有贡献。”

讨论到此,民主人士对于代表成分的认识大同小异,尽管看法不尽相同,但没有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也就没有发生激烈争论。

香港“新政协运动”虽说历时不过数月,但意义非同小可。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面对面进行政治协商模式的先河。在“新政协运动”期间,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新政协展开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在一系列问题上交流了看法,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为随后的民主人士北上、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和人民政协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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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婷婷、刘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