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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靳诺: 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体现

2018年10月17日13:16    

饕餮盛宴

17日,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2018年年会暨“新时代统一战线”研讨会在江城武汉召开。包括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在内的100位统战理论界大咖参加会议,共同围绕“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建设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主题进行“头脑风暴”。新语君第一时间跟进,陆续刊发会议期间部分专家学者的思想观点,敬请关注。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发表了关于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讲话,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高度,向我们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必须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大意义,系统阐述了事关我国政党制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我国政党制度建设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遵循。特别是总书记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的新概念,内涵丰富,高度概括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性质、主要特点和核心要义。这个新概念,充满了思想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以及对引领未来世界政党制度变革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项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与其通力合作、参政议政。这个制度和西方的议会制或总统制是明显不同的。在西方,政党政治的主流形式和一般形态是,政党代表某一社会特定阶层的利益,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围绕国家政权展开激烈竞争,从而经常出现相互交替执政的情况。而在中国,我们的制度既不是纯粹人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完全自然发展形成的,而是两者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主动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在民主革命中孕育产生,并历经近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形成的。特别是我们党在和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中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从历史上看,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从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到公开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也先后经历了从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初期的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的关系,到建国期间的共同建国、协商合作关系的历史跨越。在这个历史跨越中,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作为和政治引导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如抗战胜利后的和平民主建国和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问题上,我们党带领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到1948年我们党又主动发布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政权的“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由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帷幕。

因此,从我们这个制度的历史形成过程看,我们的制度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套用,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复制,更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照搬,而是我们党结合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实践中探索出的一种新的政党制度。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是我们党领导的自然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保障了当代中国的稳定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后,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从倾听不同意见和实行政党监督的角度认识多党合作长期共存的必要性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则是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利益表达角度强调多党合作的重要性,引领政党制度发展的。

进入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我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长期合作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正是根据新时期我国政党关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1989年12月底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规定这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随后在1993年将这一制度写入宪法。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实践告诉我们,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的成功选择。过去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急于在政治上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搞多元化,而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却没有发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保证转型社会的稳定有序。譬如,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粉碎“四人帮”和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政治领导,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是现在这种模式。从国外看,本世纪空前规模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也是纷纷采用强势手段干预经济的运行,对控制危机的蔓延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

因此,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是很难摆脱危机而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的。而我们国家的这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就保证了发展中决策者可以相互协调,减少歧义,能够使大家扩展趋同性,向各方有可能认同的决策目标接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创造的一笔重要而独特的政治资产。历史和理论都证明,我们的这种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治理是紧密相连,非常适合我国实际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引领世界政党制度的变革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产生、成熟、完善的过程。在历史发展基础上的创新,就是新时代我国政党制度的题中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使具有近70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跟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建设。2015年在我们党内相继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推动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功能和作用的发挥。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又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这在实践中将进一步推动多党合作制度机制的发展,在理论上促进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深入和话语表述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的这个新说法,既是对目前我国自身情况的前瞻性思考,同时也是为解决世界性的政党关系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从目前来看,尽管西方的价值准则主导着世界的政党理论和政党政治制度的建构,但西方的政党制度和价值观念并不能解决政党之间彼此相互倾轧的问题。进入21世纪,政党政治到底是西方规律的继续,还是新的历史转折?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改写了过去不同政治党派间只有互相攻击的旧逻辑,证明“政党轮替”的政治规律完全可以避免,现代化的政党政治也并非只有西方的一条路。更何况,现在风行世界几百年的西方政党制度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逆全球化和极端化倾向明显,极右翼政党势力大幅上升。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家治理方面,西方政党之间难以形成共识,执政党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缺少前瞻性和实效性的政策。现在西方政党制度的内部分裂、犹豫彷徨和软弱无力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给世界范围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推陈出新或革故鼎新的机会。

世界没有亘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在政党制度方面,政党制度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般政治现象,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形式,而是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就是目前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新的政党制度,它为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凸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世界意义,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突破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传统政党类型,创立了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各个政党之间不是“竞争型”,而是“互益型”;

(2)突破了原来以执政为目的、以竞争为手段的政党政治模式,创立了在多党合作基础上的复合形式;

(3)突破了西方以议会党团为中心的政治参与方式,创立了一种执政与参政有机结合、领导与合作内在统一的政党执政参政方式;

(4)突破了西方以选举为唯一形式的民主政治,创立了一种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

特别是和西方实行几百年的政党制度相比,我们的新型政党制度充分显示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这三种关系方面更有责任和更有效率,显得更加自信坚定和富有行动力。我想,我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意义,不仅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还必将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起到很强的指引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来源:统战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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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邱王紫藤、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