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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号”·记忆(25)】北上,北上

2018年04月23日17:06    

导读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之时,大多数民主人士还在南方。上海,远东最繁华的都市,居住着宋庆龄、张澜等著名民主人士;香港,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成为民主人士的政治避难所。

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潘汉年、方方、连贯、夏衍等人,避开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的眼线,成功地护送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一路向北,“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北上途中,民主人士豪情满怀,逸兴横飞……

然而,国内局势,风波诡谲,民主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并非易事。冯玉祥将军从美国经苏联回国,在黑海因轮船失火不幸罹难;杨杰将军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民盟成员黄竞武牺牲在共和国诞生的前夜……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国民党在溃败之际,大肆迫害民主人士,却再也挡不住大厦将倾的命运。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一个独立、统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已喷薄而出!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陆续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这时开始,筹备新政协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戮力进行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筹备新政协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在解放区以外,尤其是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安全、及时地护送到解放区。从1948年秋开始,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来亲自指挥,主要由中共中央华南局和香港工委具体负责,开始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从1948年8月起,在中国革命胜利形势激励下,在中国共产党诚挚态度、正确政策的感召下,在中共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关怀帮助下,远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纷纷踏上了到解放区去的征程。整个邀请和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的工作,前后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大致分北线和南线分批分次进行。

北线主要是护送平、津、沪的民主人士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具体有两条路径:一是从北平经石家庄到李家庄。他们大多经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设在沧州机务段内、对外称作和平教会的交通站到泊镇办事处,再到达李家庄;另一条是从上海或香港经山东解放区到李家庄。

1948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即开始组织北平民主人士到李家庄。当时,这些民主人士从平津沪等国统区大城市前往解放区,路途虽没有香港那么遥远,但同样要冒很大的风险。为此,中共地下党做了周密的安排,确保了护送工作的顺利成功进行。到9月底,从北平、上海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韩兆鹗等。到1949年1月中旬,又陆续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翦伯赞、楚图南、田汉、胡愈之、费孝通、张东荪、雷洁琼、严景耀、沈兹九、王蕴和、严信民、杨刚、袁震、张曼筠、安娥、周颖等。其中费孝通、张东荪和雷洁琼、严景耀夫妇是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从北平西郊八大处乘坐大卡车出发,由八名解放军战士护送到西柏坡。这些民主人士到达李家庄后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南线主要是把汇聚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护送到东北解放区,该线路人数最多,也最艰巨。为了安全、保密、不引人注目地护送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还在丹东、大连组成专门班子,负责接待安排,并护送到哈尔滨,最终分四批成功地将民主人士护送到东北解放区。

1948年,知名民主人士(左起)郭沫若、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在香港留影。

1948年10月,首批抵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欢迎。

1948年11月,第二批民主人士抵达沈阳车站时,与前来欢迎的有关人士合影。

第一批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等十几人,由中共派章汉夫陪同,于9月12日晚在香港登上苏联“波尔塔瓦号”轮船,13日正式离港启航,经台湾海峡北上,经过艰难的航程,于9月27日到达朝鲜的罗津港。据钱之光回忆:船在经过台湾海峡时遇到了强台风,失去了控制,被冲到澎湖列岛附近,经过全体船员的努力,才摆脱了触礁的危险。当时在船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仍镇定自若,有的还和往常一样,做着健身体操。

中共中央对首批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非常重视,周恩来于9月18日专门致电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批来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近日内抵朝鲜罗津,请张闻天、高崇民、朱学范分别代表东北局、行政委员会、全国总工会前往迎接(两天后,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建议,决定改派离罗津较近的李富春、朱理治前往迎接)。第一批民主人士在罗津登岸稍事休息后,即乘火车于9月29日抵达哈尔滨,入住东北行政委员会招待所(原马迪尔宾馆),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蔡畅、李立三等人的欢迎。1948年10月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又联名致电沈钧儒一行,对他们这次北上的安全抵达表示慰问和欢迎。

第一批民主人士顺利离港到达解放区,使钱之光等备受鼓舞,拟定第二批民主人士在10月中旬出发。不料,所租的苏联船只到香港时与一艘货轮碰撞损坏,需要一段时间修理,后来租了一艘挪威货轮,10月底第二批民主人士乘坐悬挂有挪威国旗的华中轮离港北上。这一批民主人士主要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携子周海婴)、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练成、冯裕芳等,由连贯陪同,胡绳随行。11月中旬在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抛锚下人,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派负责同志前往迎接。此时得知沈阳已解放,于是改乘火车经丹东于12月6日到达沈阳。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主要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由李嘉仁陪同,加上中共随行人员共30多人。周恩来事前给大连的冯铉、刘昂的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这次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还特地嘱咐,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随后,周恩来特地电示钱之光: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并提出了“保密、谨慎、周到、安全”的八字原则。果然,国民党特务发现不少民主人士已不再露面后,加紧了监控,香港方面更加关注华润公司,连政治部的负责人都以谈业务为名来过华润公司,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为保险起见,钱之光把该批民主人士离港时间定在圣诞节的后一天,利用香港放假狂欢之机行动。12月26日,要走的民主人士先各自离家,或去亲友处,或去旅馆开个房间,然后分别由交通员送到苏联货轮“阿尔丹”号上。

李济深是各方瞩目的人物,中共与他有密切联系,香港当局和他经常往来,美国方面也频繁接触。在国民党军事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一些人对李挑拨说:你不能去解放区,到那里你就身不由己。一些人想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谋划“划江而治”,白崇禧曾写信给李济深,让一位国民党大员赶到香港请李济深回武汉“主持大计”。情况错综复杂,李济深要想离开香港,确实困难重重。为此,何香凝在一次聚会后对李济深说:“任公,你还是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任公你自身的安全。”为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钱之光等对李济深的家属作了妥善安排,并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同北上。

为迷惑外界,李济深先参加一个午宴,由何香凝等作陪,宴毕,他与朱蕴山等带着酒肴,坐上交通员掌舵的游艇,装作去海上游览,在水面上游弋。入夜以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阿尔丹”号,并于次日凌晨安全出港。夏衍后来回忆,当时他们十分紧张地“在一家旅馆守着一部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

1949年1月1日,有记者就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去采访李济深,才发现人去楼空。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亲自找民革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李济深先生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的,他走了,你们为何事先不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离开香港,连我们都不知道,叫我们怎么交代?”于是岛内谣言纷起,直到1月4日,美联社播发了一条可靠消息:“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据说……经北韩赴哈尔滨,这是以前北上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而此时李济深等已过了台湾海峡了。

经过10多个昼夜的艰难航行,“阿尔丹”号在途中损坏了一个引擎,但仍于1949年1月7日安抵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等专程前去迎接,同时还邀请已在解放区的朱学范一同前往。

李济深等登岸后,被安排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饭店(大连当时是苏军管区)。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关东酒楼设宴为李济深等接风洗尘。因为当时天气很冷,周恩来还安排送去了皮帽、皮靴、貉绒大衣等御寒用品。李济深等颇受感动,连声称道:“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名符其实雪中送炭!”随后李济深等便在中共安排下于1月10日到达沈阳,与先期到达的沈钧儒、马叙伦等会合,一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第三批民主人士成功北上后,由于美联社播发的“可靠消息”,香港气氛变得愈加紧张起来,港英当局加紧了对进出港水陆交通的控制,国民党特务更是盯梢、恐吓无所不用其极。故直到1949年3月14日,第四批民主人士才得以离港北上。该批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及其子盛康年、姚维钧、俞寰澄等,由刘恕护送。由于天津已经解放,所以船到天津他们便上岸,并于3月25日直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车站迎接。

除以上众所周知的四批外,当时经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还有很多批。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1949年2月28日,叶圣陶、马寅初、王芸生、沈体兰、郑振铎、刘尊棋、傅彬然、陈叔通、包达三、张志让、宋云彬、徐铸成、赵超构、吴全衡和柳亚子夫妇、曹禺夫妇等共27人,乘坐挂有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由香港北上,3月5日到达山东烟台,3月18日到达北平。

紧接着,李达、王亚南、郭大力、曾昭伦夫妇、严济慈、黄鼎臣、史东山、白杨、舒绣文、姜椿芳、张瑞芳、于立群、臧克家、沈其震、朱智贤、张文元、陈迩冬、傅天仇、林砺儒、薛迪畅以及香港达德学院部分师生和华侨(在中共广东区委和香港的民主人士的努力下,达德学院于1946年10月在香港成立。学院设立了董事会,李济深为董事长,杨伯恺为秘书长,蔡廷锴、丘哲、张文等23人为董事,聘请曾任广州国民大学校长的陈其瑗担任学院院长。达德学院以“研究高深的学术养成为人民服务之爱国人才”为宗旨。1949年2月23日,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政府下令撤消注册,被迫停办。此时学院领导与教员已经离港北上解放区。达德学院在存在的两年半时间内,共招收三届学生,培养近千人。学生毕业后大都陆续到粤赣湘等游击区和华北、华中游击区以及解放区,参加解放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于1949年3月20日由冯乃超、狄超白、周而复、阳翰笙、黄药眠、胡一声等陪同,乘坐“宝通号”外轮北上,3月27日到达天津,随后转赴北平。

此外,规模较小的还有:1948年9月17日,王绍鏊、方与严、力扬等北上。1948年12月,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陈此生、陈其瑗、夏康达、林植夫、卢于道等北上。1949年2月,吴耀宗、谢雪红、李纯青、吴羹梅、杨美真等北上。1949年3月,何香凝、廖梦醒母女、萨空了、金仲华、欧阳予倩、马思聪等北上。

在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过程中,还有过其他方面的计划和努力。比如,1948年秋,潘汉年曾找到萨空了商谈,请他与港方当局交涉,希望开辟一条经欧洲进入解放区的途径。萨空了找到香港大学校长施洛斯(D.T.Sloos),说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等要从香港去伦敦,再经苏联到达东北解放区。施洛斯将此事报告港督,港督再将此事报告伦敦。直到12月,伦敦方面才传来意见,说不能发护照,但可以给个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的时候,还可以保护。由于此时第三批民主人士已离港北上,遂没有再走欧洲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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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文卓(实习生)、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