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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号”·记忆(13)】

民主党派走上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2018年04月11日10:39    

导读

当中国面临向何处去,存在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时,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走到一起,一道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争民主、反独裁奔走呼号、殚精竭虑,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各民主党派要求以党派政治会议和联合政府解决国内民主问题,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也有一些人仍然存在着某种幻想,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所谓的“中间路线”。在国民党一贯坚持的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方针面前,在其加紧对民主党派迫害的严酷事实面前,由于民主党派进步力量的努力和斗争,由于共产党的帮助,使一些人逐步认识到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他们在与国民党作斗争的过程中历史性地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由受到共产党的影响朝着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历史的新画卷由此展开。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民主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反对国民党专制,要求实现民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逐渐成为各阶层有识之士的共识。“不管国民党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形势的发展促使一批民主人士认识到应该组织起来,形成集体的力量,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维护切身利益而斗争。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批新的政党组织先后宣告成立,完成了当时中国除国共两党之外政治势力的整合。

 在中华民族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的过程中,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走到一起,一道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争取和平与民主,在团结合作的过程中结下了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真挚友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并打压民主党派的生存空间,民主党派的组织被国民党宣布非法,一些民主党派成员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使一些人走“第三条道路”、建立“中国型民主”的愿望终成镜花水月。同时,实力逐渐壮大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对民主党派及各方面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并以自己先进的理论和实践影响和团结各民主党派。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民主党派逐渐在政治上、实践上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

理清民主党派这条历史道路,还要从1945年说起。

重庆谈判期间,民盟主席张澜致函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国共两党谈判表示关切,希望国共两党乘此时机,“全盘”“彻底”地解决国家问题,并提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军队应“采用全盘统筹”之计划进行合理编遣等建议。得知正值谈判期间,国民党却在上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张澜非常愤慨,对周恩来说,“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国民党这么颟顸!”9月15日,毛泽东赴特园看望张澜,民盟就国共谈判、如何与中共配合等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张澜提醒毛泽东说:“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为此,张澜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上刊出公开信,郑重提出:“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即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此应请诸公等留意。”黄炎培建议国共两党应一面继续谈判,一面就着手准备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柳亚子“以一个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资格”发表《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专就国共谈判中关于举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发表整套意见,完全赞成支持中共的原则立场。

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立即投入了政协斗争。1月10日政协开幕当天,民建举行常务理事会,决定举行政协促进演讲会。11日晚,民建、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和重庆文化界联合发起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并邀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等23个团体的代表,在重庆江家巷1号迁川工厂联合会开会,会议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等主持。政协代表沈钧儒向大会报告了两天来政协会议进展情况。经过协商,会议决定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选出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孙起孟、桃杏汁、李公朴、李德全、茅盾等35人为理事。由民建捐款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会议郑重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协进会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开展了一系列促进政协的活动。

民联和九三学社筹备会除参加协进会活动外,还分别单独发表对政协意见。九三学社筹备会于1月18日向政协会议提交了《意见》,要求实行民主,开放政权,切实保障人民各项自由权利,呼吁政协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民联于1月26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对于会议“主要原则”、联合政府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同时还将“了解到大量的国民党内部动态和各种意见的反映”及时提供给协进会。

在中共的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配合下,国共两党经过43天谈判,最后形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重庆期间,通过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广泛接触,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对于中共参与和谈的诚意,表示同情和支持。可以说,中共在重庆谈判所取得的成果,是与民主党派的密切配合和支持分不开的。而这期间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领袖的频繁交往恳谈,互相支持,是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史上光辉的一页。

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挑起了武装冲突。为了制止内战,民盟立即发动各界人士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并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家各项重大问题。

11月中旬,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19日,“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在重庆举行反内战大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倡议在全国各地分别成立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反内战联合会,制止内战,以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在此期间,民盟总部和地方组织积极支持各地反内战的学生运动。

1945年12月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政协代表团到达重庆,提出“在政协开幕之前,国民党必须停止军事进攻,实行无条件停战”,并专程拜访张澜,交换了意见。12月29日,沈钧儒、陶行知、梁漱溟、张东荪、张申府等以重庆反内战联合会名义致函蒋介石,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停止武装冲突,使和平建国大业,早日顺畅推行”。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被迫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同一天在重庆召开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配合中国共产党共同斗争所取得的。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沈钧儒等9人出席了会议。蒋介石、周恩来、张澜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张澜在致词中表示:民盟要和各党派代表共同努力,“奠定国家永久和平,建立国家真实民主的基础”。

政协会议中,民盟和中共默契配合,互相支持,一起邀请了34位国内有声望的学者名流,组成政协代表顾问团,为民盟和中共政协代表提供咨询。政治协商会议分大会和小组两种方式进行。鉴于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制定和平建国纲领、召开国民大会和修改宪法草案问题,会议分成改组政府组、军事组、施政纲领组、国民大会组和宪法草案组。不论在大会还是小组会上,民盟代表和中共代表都做到了遇事商量,密切配合。

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会场外的各民主党派纷纷行动起来,用集会、发函以及组织座谈会、协进会等各种方式向政协建议,开展了一系列促进政协会议成功的活动,形成了会内、会外相互呼应又紧密配合的两个战场,对会议进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等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五项协议。五项协议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封建法西斯训政的法统,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专制独裁。

政协会议闭幕后,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维护政协协议、实现和平民主而团结奋斗,尤其在抵抗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的过程中越加团结在一起。

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所取得的胜利,1946年2月10日各民主党派联合重庆20多个民主团体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国民党特务到会场进行破坏和捣乱,当场打伤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60余人,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各党派参加的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委员会于当天下午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向全国通报控诉书,揭露了国民党制造血案的真相,提出严惩主犯、立即解散一切特务机构、赔偿损失、保证人民自由等七项要求。陪都重庆有11个团体于当天就组织了较场口血案后援会,接着,成都、昆明、上海、武汉、广州、西安、北平、香港等大中城市和解放区,纷纷举行游行或集会,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上海人民反内战代表团上火车前留影

1946年6月,上海人民反内战代表团马叙伦等人赴南京请愿,在下关遭到暴徒围殴,马叙伦等身受重伤。下关惨案发生后,全国出现了一个抗议国民党暴行、坚决反对内战的新浪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立即给民主党派发来电报表示慰问,并派周恩来等前往探望。身负重伤的马叙伦躺在病床上,紧握着前来看望的周恩来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还有民主党派领导人更是直言不讳地对中共领导人说,我们过去总劝你们少要些兵,少要些枪。现在我说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也不能少一粒。民盟政协代表团于6月25日发出《为下关惨案致国民党代表函》,分析了事件的经过,指出事件“实出于一种特务活动,人所共见,不容否认。”并强烈要求“取消特务机关”,保障民权。沈钧儒、陶行知、沙千里、徐伯昕、孙晓村、史良等联名发出慰问通电,指出:“闻悉之下,不胜悲愤!”“钧儒等一息尚存,誓必为先生等后盾,不达永久和平不止!”陶行知还单独发一通电,谓:“弟未能奉陪晋京,分受光荣之伤,深以为终身之憾!”九三学社发出慰问电,指出,和平代表下关遭凶殴,“实堪愤慨,尚望加意调养,早复健康,继续为和平民主运动努力奋斗,本社同人誓作后盾。”

然而,国民党不顾民意,于6月26日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加强对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公朴、闻一多血案。李、闻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应,全国各地及海外侨胞隆重集会悼念李、闻两位烈士。史良、鲜特生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李、闻案件后援会”,陪都各界人士及50余社团参加,要求当局彻查李、闻血案,切实保障人身自由。成都各界人士举行追悼会,张澜在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追悼会后,张澜遭国民党特务殴伤。民盟新加坡办事处举行追悼李、闻大会,有100余华侨团体,代表了两万余侨胞参加。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隆重追悼李、闻两位烈士,形成了一个控诉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和卖国罪行的群众运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血的事实,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和民主人士进一步提高了认识,更加勇敢地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斗争。

在政府未经改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未能成立的情况下,国民党不顾中共、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悍然施展各种阴谋,企图诱使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其一党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共严正声明:蒋记“国大”及其制定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无效。对于民主党派,尤其是民盟,国民党竭力拉拢并实施瓦解。国民党的分化瓦解收到了一些效果。在是否参加伪国大问题上,青年党、民社党与美蒋配合,从旁胁迫。青年党发言人表示:“青年党是否参加国大,以民盟的态度为转移”。民社党发言人说:“民社党参加国大问题,特与民主同盟取一致行动。”表面上看与民盟一致,实质上是拉民盟参加伪国大孤立中共,理所当然地遭到民盟的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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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文卓(实习生)、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