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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号”·记忆(9)】

进一步加强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

2018年04月08日11:04    

导读

与国统区的风雨如晦相比,此时的解放区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和土地革命的兴起,使得在封建土地制度压迫下的农民,真正获得了当家做主的地位;整党运动的开展,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得到加强,共产党真正成为民主的典范;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委靡不振、贪污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在著名的“窑洞对”中,黄炎培直率地希望共产党能够找到一条新路,不再重蹈历史上“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覆辙。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39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明确提出了“扶持进步势力、争取和影响中间分子,促进他们进步”,以及“广交朋友,以诚相待,思想见面,真诚合作,患难与共”的工作原则和方针。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统一战线称为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其他进步势力团结合作,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取得抗战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民主党派加入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行列。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路线和纲领的前提下,对民主党派的一些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但有利于反对独裁内战的政治主张给予肯定,支持他们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尊重和维护民主党派的地位,帮助解决国民党当局给他们制造的实际困难;关心和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对他们中少数人在重大问题上的严重政治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作必要的斗争。所有这些,巩固和扩大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促成了旧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民盟与共产党共同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伪国大,救国会、民联等民主党派发表声明否认伪国大。各民主党派在大中城市里积极组织、参加、声援民主运动,形成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不仅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艰难地协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还充分利用时间,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

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会见国民党上层人物,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共合作,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立场和诚意。除与蒋介石的会晤外,毛泽东还利用宴请的时机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包括国民党顽固派广泛接触,并专门会晤了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何应钦、吴稚晖、孙科、陈立夫等人,向他们介绍中共对抗战胜利后时局的看法和政策,介绍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声,敦促他们接受“和平建国”的主张。

1945年8月30日下午,毛泽东等拜访了宋庆龄。9月6日晚,宋庆龄以“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身份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后又多次晤面。毛泽东、周恩来对宋庆龄忠诚不渝地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进行不懈的斗争,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革命气节表示由衷的敬意。

冯玉祥是受蒋介石集团排斥的著名将领,同周恩来、董必武早有来往。1945年8月28日,当毛泽东等抵渝时,冯玉祥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到机场欢迎,并邀请毛泽东共进晚餐,饭后,两人又一起讨论了国际形势,交流了对国共两党谈判的看法。毛泽东对冯玉祥的进步倾向表示赞许。

柳亚子是毛泽东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时期的老朋友。8月31日,毛泽东在桂园(张治中将军的公馆)宴请王昆仑、柳亚子、屈武等人,就国内团结问题交换意见。毛与柳吟诗唱和,成为人们相互传诵的佳话。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抵达重庆九龙湾机场时,张澜、邵力子、郭沫若等前往欢迎

毛泽东离开重庆时,张澜亲往机场相送

张澜早在五四时期就听说过毛泽东,但从未晤面。8月28日,张澜到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来渝。9月2日,张澜又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特园(民主人士鲜特生先生的公馆)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鲜英、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左舜生等做东招待。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到家里了。”宴会后,张澜写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分送重庆《新民报》、成都《华西晚报》刊载。信中说:“国共团结问题,关系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甚大……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10月初,当张澜得悉蒋介石指令杜聿明以武力逼龙云到重庆任职,而免去其在云南的一切职务的消息时,对毛泽东在渝的安全甚为担心,立即派人告诉周恩来,敦促毛泽东早日离渝返延安。

当毛泽东到达重庆后,许德珩表示,他和夫人劳君展很想同毛主席面谈。9月12日,毛泽东邀请许德珩夫妇到红岩村晤谈,并设午宴招待。许德珩谈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情况。毛泽东建议: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许德珩表示,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泽东向他指出: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在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吗?许德珩采纳了这个建议,经大家协商,决定成立由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组成的“九三学社筹备会”。翌年5月4日,“九三学社”正式诞生。这一组织在科学界、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的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于振瀛、曹孟君、倪斐君等人,听取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毛泽东同他们谈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强调“和为贵”。毛泽东兴致很高,共长谈达10个小时。当王昆仑谈到《红楼梦》的研究时,毛泽东也开怀畅谈,旁征博引,从《红楼梦》讲到《西游记》,讲的是史册古籍,却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独裁统治,这种以古喻今,妙语连珠的谈话,使在场的人听得入了迷,忘记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毛泽东于9月3日在桂园会见了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于立群等人。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以及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指出:“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为了扩大影响,多做工作,毛泽东、周恩来还于9月15日设宴招待了中国青年党在重庆的中央委员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人。毛泽东于9月22日会见了民社党负责人蒋匀田,在谈及国共两党会谈中在解放区政权与人民军队问题上出现僵局时,毛泽东说,贵党领袖张君劢先生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你亦必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10月10日毛泽东又会见中国青年党负责人曾琦,商谈民主同盟和青年党的问题。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会见中外记者,并举行记者招待会。9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蒋介石为抗战胜利而举行的招待中外人士茶会。会间,毛泽东接见并回答了《新蜀报》记者的提问。他强调指出,中国除走和平、团结、民主的道路外,决无他道可循。次日,毛泽东在接见重庆《大公报》记者时说,我国政令军令应该统一,然而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须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给人民以幸福。9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应邀出席《大公报》设的午宴。席间,对该报负责人王芸生提出的“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问题,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宴毕,毛泽东为《大公报》社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周恩来等还广泛地会见了大后方工商界、文化界、新闻界、妇女界等社会各方面人士,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对战后时局的分析和采取的方针政策,热忱感谢大后方进步人士对共产党的支持,鼓励他们继续为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毛泽东特别对民族工商业人士指出:在帝国主义掠夺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下,中国民族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设一个民主团结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这使工商界人士逐步认识到改革政治,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并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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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文卓(实习生)、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