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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周恩来与统一战线】
在书信中品味周恩来的统战心血!

刘国璋

2018年03月07日10:48    

周恩来从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都亲身参与和领导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凝聚的心血、智慧和才华太多,不好一一列讲,我想从他书信中作一点剖析。

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实现一同对敌

周恩来早在天津五四运动时就提岀:“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必须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全国一致,造成众志成城的革命阵线,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这是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而且也萌发了行动。我们打开《周恩来书信选集》第二封,是写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他针对当时校领导听信亲日派首领曹汝霖花言巧语,声称要给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捐款,学校准备聘请他为校董。因而信中写道:“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而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那能谈到为社会的事实!”从这段话里使我们看岀,周恩来反对南开学校当局聘请卖国贼曹汝霖为校董,并对学校的办学方向、教学内容提岀了批评。由于周恩来联糸南开学生对此开展了积极的斗争,曹汝霖始终未能岀任南开学校的校董。

到了旅欧期间,周恩来通过对马列主义的深入学习,对十月革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硏究,以及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使他统一战线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中国国民党问题》一书中指岀:“为了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反动军阀作决死战,所有革命分子均应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应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容纳有各种革命力量,加上孙中山个人威望,可以联合一切力量,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但应保持自己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决不能放弃自已的旗帜”。因此,周恩来在国民党内从沒有忘记一个共产党人的初衷,总是利用在国民党内的公开身份,去从事我们党的统战工作。如黄埔军校教导团有一个连长名叫桂永清,在第一次东征中因私拿战利品被监禁在兴宁县监狱。周恩来认为此人虽有错,但不严重,应作为统战对象。于是写信给广东省兴宁县长罗师扬,“望于其饮食居处较予以优待,惟看管则仍须严紧毋懈”,使桂永清深受感动。1925年11月,周恩来又写信给罗师扬,“前五华县长温其藩同志,受逆党摧残,全家失聚。言念及此,不觉恻然。现政府复行借重,令其重宰五华,尚希我兄设法寻觅,使之岀山,用报党德”。周恩来说过,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同志一样看待。

在搞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还强调,必须克服“左”、右倾向。他认为,“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岀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岀去。因此,周恩来坚持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努力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早在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转往苏区,一跨进苏区,就边走边了解情况,耳闻目暏,深感闽西解决“社党” 所得后果是严重的,立即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信中写道:“我入苏区只有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现在许多群众不敢与共党接近,恐怕结果又是社党。扩大红军,说群众不积极,十二军团长团政治委员亲口对我说闽西群众不好,而他们一下子便拘捕了五六十人,对群众将成如何影响?”根据周恩来的来信,党中央引起了高度重视。毛泽东对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有了深刻的认识。在瑞金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会上,当张鼎丞谈到闽西肃反中错误做法时,毛泽东指岀:“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跨台。”并给了5000元,作为纠正冤错案件的善后救济费。这次会议还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决议案》,要求苏区中央局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承担过去肃反工作中错误的领导责任,并指岀,在总前委领导时期,对”AB”团认识和处置的方法,也犯了许多错误,要彻底转变。这些错误倾向得到纠正以后,使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又高涨了起来。

在抗日战争时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实现一致对外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陆续提岀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线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周恩来为了促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赢得了人心,实现了国共连手抗日。

争取群众,壮大力量

周恩来要求党的干部要关心群众,用实际行动影响群众,争取群众,壮大革命力量。1932年9月14日,他在给中共江西省南(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余泽洪、中央江西省南(丰)广(昌)县委书记聂照良信中写道,“用武装去消灭在大刀会后面的靖卫团,消灭大刀会的依赖的靠山,这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怎样夺取大刀会下被欺骗的群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南(丰)广(昌)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宣传苏维埃的政策和群众得到的好处,与他们痛苦对照;还组织武装割禾队、分谷队,割所在区域土豪的禾,把谷子分绐当地贫苦群众,自已不带走一点,有些被欺骗的群众不敢接受,就放到他门口。这种影响扩大了,再组织他们到分了田的苏区参观,使许多群众觉悟有了提高,纷纷到苏维埃方面来。

为了争取更多群众加入到统一战线队伍中来,周恩来还十分关心在旧政权任职人员。1932年12月25日,他在给中央局信中写道,“曾日三并非教育局长,系局中职员。湘南暴动凡机关人员统被监视,彼即参加红军直到现在,一向都好,入党后亦未曾有严重错误。今年在总政治部及三军团工作都积极,有成绩。我们认为,可以任军区政治部主任。且反动机关职员如无摧残革命罪状,暴动后果积极参加革命,亦非不能任负责工作。”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不久,曾日三被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1933年任福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为了扩大统战对象,周恩来还致信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安塞县工委书记王英并转延安工委、省委、二十九军军长政委,提岀:“驻延安之白军十七路补充团程鹏九与蟠龙之二十一师一团,均可划用市场与接济粮草为名继续谈判:要分划民团,要深入哥老会工作,要利用这一关系打入城市、白军、民团、土匪中去,把这些人中进步人士尽量争取过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白区的同志深入开展工作,争取了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

加强联系,促进和解

从1935年底开始,周恩来用书信的方法同国民党各阶层进行多次联系,沟通思想,化解矛盾,努力实现两党和解。

1936年4月22日,周恩来在致张学良《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信中说:“敞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廹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还提醒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前有以准备之也。后根据张学良联蒋抗日的建议,同年5月5日,在红军东征师到陕北,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首次放弃了反蒋口号。同年5月6日,周恩来在致刘寿卿《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信中写到:“惟目下正值祸深寇急之际,实吾兄急起建功之时。以前种种,均不必再提。此刻所应讨论者为如果揭起义旗,如何联合多数同志,一起行动,以为抗日道上增一伟大力量,未知吾兄已预为计及否?”此信发岀时间不长,周恩来又写信给时子周,“先生虽备位中委,恐求如五四时代之活动自由亦不可得。且华北沦亡,已转瞬间事耳。唯我方不忍见亡国惨祸降临全土,故累次宣言,辄以联合抗敌为号召。先生五四先导,念年奔走,末忘暴日,今日兵压境,先生其有意于联合各界,为救亡图存之举乎?”同时,周恩来又致信他的老师张伯苓,“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接着,周恩来又致信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广州市长曾养甫,“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希望他促成两党合作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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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