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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年看大片】涉藏纪录片《圣途》解说词权威发布——第五集《身后家园》

2018年02月22日09:33    

原标题:【过大年看大片】涉藏纪录片《圣途》解说词权威发布——第五集《身后家园》

雪域高原,圣洁的土地,从古至今,虔诚的佛教信众一步一拜,五体投地,以身体丈量通达圣地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唯有信仰才能安顿心灵。

按照藏传佛教的教义,佛不生不灭,以种种化身普度众生,活佛就是佛菩萨在人世间的化身,活佛肉身会死去,而活佛还会转世,继续弘扬佛法,普渡苍生。

然而,1792年 西藏一个活佛世系,在传承了十世,四百多年的时间后却戛然而止。

两百多年前,是什么让乾隆皇帝作出这样的决定呢?西藏地方发生了哪些影响深远的变革呢?

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一座石碑以另一种方式,记载了当年反侵略作战的艰苦卓绝和最后胜利,1788年和1791年,清王朝先后两次被拉入了一场反侵略战争中。

这也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的最后两战。

1792年反侵略作战平息开始,奏报便连接往返西藏地方和清中央政府之间。厘清战事源起及全程脉络,标志着反侵略作战后大规模善后行动的全面开启,按照乾隆皇帝的旨意,这次善后不仅仅是医治战争的创伤,还要彻底清除引发战争的隐患,而这些隐患深藏于西藏地方原有的政教制度中,由此,清朝时期影响深远的西藏制度变革的大幕开启了。

仲巴活佛 ,扎什伦布寺大总管,六世班禅东行朝觐使团中的重要成员。乾隆皇帝的赏赐和沿途王公信众的丰厚供养,都由仲巴大总管具体接管。史籍中就有“无虑十万金,珍宝不可胜计”的记载。

六世班禅圆寂后,作为大总管的仲巴不仅掌管巨额财富,同时掌管扎什伦布寺乃至后藏的政教大权。史料记载,“悉踞为己有,既不布施各寺、番兵、喇嘛等亦一无所与”。

沙玛尔巴,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他垂涎扎什伦布寺的万贯家财,但仲巴以教派不同为由一口回绝,沙玛尔巴以朝拜佛塔为名,出走,并游说国外侵略势力进兵西藏。这是1788年6月,国外侵略势力第一次入侵西藏的起源,但接下来发生更严重的事情。

面对入侵者,大总管仲巴擅自主张私下议和,一场欺瞒中央政府,由西藏地方主导的赎地赔款的闹剧开始了。

史料记载,主持和谈的是沙玛尔巴,他身着喇嘛服居中而坐,两边是入侵者与西藏地区的高官。当晚签订的合同规定:西藏每年赔付三百锭元宝,合银一万五千两,作为入侵者撤离侵占土地的赎金,为期三年。

一路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又诈了一笔赔款,而乾隆皇帝收到的则是一份“贼降”的捷报,从而龙颜大悦。

强盗的贪欲永无止息。三年之后,侵略者以赔银不足第二次入侵西藏,无力自保的西藏地方何来抵抗的力量,只能求助朝廷,真相也由此大白天下。

乾隆皇帝下令,对战争中负有重大责任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藏传佛教大活佛,绝不姑息一律法办,罪行严重的当即“剥黄正法”。

“朕于黄教素虽爱护,但必于奉教守法之喇嘛等,方加恩遇,若为教中败类,罪在不赦者,即当明正典刑,断不为稍为袒护”。

活佛沙玛尔巴引狼入室,属于严重的叛国行为,乾隆皇帝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下令终止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系统转世,所属寺庙和僧侣一律强令改宗格鲁派。

从清朝开始,如果出现违背宗教规制或侵害国家利益的时候,中央政府给予惩罚由此开始。

大总管仲巴擅自与外敌讲和,被判押解京城治罪,对知情不报和办事不力的驻藏大臣和钦差大臣,一律或革职或流放无一幸免。

扎什伦布寺,平静祥和,几乎让人无法想象当年它所遭受的劫掠和伤害。

当战争和动荡平息之后,公元1793年,藏历水牛年,历史在这个年份诠释属于它的辩证法,一场由背叛引发的战争将成为一个契机,成为一个走向长久和平的开端。

“倘不订立章程,复有贼匪入侵 ,无所防备,又需大张办理,藏众亦不得长享安全”。

订立章程 ,也就是制度改革,相比修缮寺庙,安顿黎民,一项更具长远成效的重建工作在战争的废墟上开启了。

订立未来新章程,乾隆皇帝提出明确的目标:“撤兵后必当妥立章程,以期永远遵循”,制度改革的想法得到西藏地方各界的拥护。

据记载,当时八世达赖强白嘉措表示:“将来立定章程,惟有同驻藏大臣督率噶伦及番众等敬谨遵照,事事实力奉行,自必于藏地大有裨益,我亦受益无穷”。

经过一年多的磨合、修改,《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章程对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是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依据。

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变革以及改进,都是在原制度出现重大弊端或漏洞的前提下开始的。

在拉萨老城区中心地段八廓街上,有一座历史久远的藏式传统大院,名叫“冲赛康扎康”,意为“可以看到集市的房子”。

不过, 历史上中央政府不远万里把朝廷高官派过来,绝不是为了观看集市上的热闹。

1728年,在平息了一场叛乱后,雍正皇帝下令在这所大院正式设立驻藏大臣衙门,命令副都统马喇和侍读学士僧格,代表中央政府监督“藏王”的政务活动。驻藏大臣的设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施政进入派官设制直接治理的阶段。此次《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明文规定,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大小官员具有统管权及任免权,具有最高军事指挥权,最高司法权,外事独断权。

至此 ,驻藏大臣的权限得到了极为明晰的确定,从监督、协助当地僧俗官员,彻底转变为直接管理西藏地区的具体事务。

从这时起,清朝一直在西藏设置驻藏办事大臣,代表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政权进行监督,行使国家主权成为定制。

时光流逝,驻藏大臣衙门如今已成为了一处旅游点和展览馆,在见证了西藏近300年的风云变幻之后,一切终于尘埃落定,这座衙门似乎真的成为了一座“看得到集市的房子”,得以安然注视雪域高原的繁华。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一条,也是章程里最关键的条文,这条新制度源自西藏地方由来已久的弊端。

按照藏传佛教教义,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寺院,为解决其首领的继承而采取的一种制度,是藏传佛教界特有的传承方式。

活佛藏语叫“朱古”,本意为“化身”,活佛转世出自佛教灵魂不灭,佛以种种化身普度众生的观念。但是对于大活佛转世系统经清中央政府册封,授权执掌政务,拥有地方政治和宗教大权。因此,争夺转世灵童认定大权的争斗愈演愈烈。

这件唐卡展示的场景是藏传佛教特有的降神仪式,不少贵族家庭活佛众多的窍门就在这个神秘的仪式之中。顶盔甲,戴套头的是藏传佛教的拉穆吹忠。拉穆,相当于内地的巫师。据说,当拉穆吹忠跳立旋转,或是以舌吞刀,或以刀自扎时就是护法神附体,然后指定转世灵童的传统做法。但这也提供了贿赂吹忠,假借神言任意妄指活佛转世灵童的机会。

乾隆皇帝对此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向来藏内出呼毕勒罕,俱令拉穆吹忠降神附体,指明地方人家寻觅,朕思其事近乎荒唐,不足凭信”。

许多史实也证明,这种不良风气泛滥成灾,甚至引起了藏传佛教界内部的极为反感。青海佑宁寺的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就曾记录,执行问卜、认佛等程序时的种种舞弊行为。

土观活佛曾说过:“现今多数寻认活佛转世者,总是努力在前辈活佛去世后不久出生的,有钱有势的家族的孩子中寻找,一经找到,就不顾护法神活佛圆寂时的授记真伪莫辨,互相串通,即行认定”。

那么 ,如何从制度层面清除活佛转世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呢?

答案在这个瓶子里:“兹余制一金瓶, 送往西藏,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授意者,或略公哉”。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活佛转世过程中的人为干预,乾隆皇帝一手主导制作了这个金瓶。

《钦定二十九条》详细罗列了金瓶在活佛转世过程中的应用规则,《钦定二十九条》规定:“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 、汉 、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入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拈定”。

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金瓶掣签制度。

由于金瓶掣签制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既符合政治原则,法律原则,也符合宗教原则,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体现了对西藏地方传统的尊重,此项改革受到藏传佛教界的普遍拥护。

八世达赖喇嘛:“今蒙大皇帝振兴黄教,惟恐吹忠等降神作法,指认未真,致有流弊,特颁金奔巴瓶,卫护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

并且这个制度延续至今。

十一世班禅采访:

在西藏,形成了活佛转世制度之后,随着时间和历史的变迁,出现了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清朝乾隆皇帝在1792年颁布了《藏内善后章程》,其中第一条就是颁布了金瓶掣签制度,我想金瓶掣签制度对于活佛转世的这种公平公正,还有公开转世认定的活佛,能够更好地在信教群众当中有威信,威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体现中央政府在对治理西藏,治理藏传佛教当中的权威,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奠定基础的作用。而现如今,我本人也是通过金瓶掣签,在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金瓶掣签,按照历史定制,宗教仪轨这样认定来的。

20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历了几次政权的更替,而金瓶掣签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1995年11月29日凌晨,拉萨大昭寺选定十世班禅转世金瓶掣签在这里举行。国务委员罗干宣读了国务院的批复,特准灵童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

1995年,圆满完成的十世班禅的转世,是我国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藏传佛教活动转世事务的成功范例。自此,坚持宗教仪轨,历史定制,金瓶掣签和中央批复的原则,成为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事务必须遵循的基本政策。

北京西黄寺,石碑、佛塔犹在追忆当年在这里逝去的六世班禅,轮回了五世之后,班禅额尔德尼以另一个肉身回到此处,对于六世班禅来说,西黄寺是他了无遗憾的终点,而对于十一世班禅确吉杰布来说,这里却是他永恒的记忆。

如今,经过20年来的严谨修行,十一世班禅佛学造诣日益精深,展现出藏传佛教大活佛爱国爱教的风范,得到广大僧俗信众的虔诚信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了十一世班禅确吉杰布的拜见,班禅向习近平敬献了哈达,并介绍了他坐床20年来的情况。习近平勉励他刻苦学习,努力修行,秉承佛教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理念,积极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努力成为一位具有精深佛教造诣,和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班禅表示,刻苦学习,以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和西藏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不辜负党和人民殷切期望。

十一世班禅采访:

因为佛教的,或者说我们佛教徒的人生追求,我们的价值理想是众生幸福。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只有国家稳定了,社会和谐了, 民族团结了,人民才能幸福,众生才能得乐。所以说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不是政府要求我们宗教界人士这么去做,不是我们的额外任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是我们理应去做的事情。

200多年来,有关西藏无论制度变迁,还是那些恒久不变的情怀,似乎总与1779年六世班禅的那段朝觐之旅有着微妙的联系。西藏到北京上万里行程,六世班禅播撒的智慧和他对这片土地的挚爱,留给我们后人慢慢品味。

承德,六世班禅和清朝最高统治者,历史性会见的地方,爱国爱教和民族团结的历史佳话,被凝固于此,成为当地得天独厚的历史记忆。如今,避暑山庄这处园林成了民众游览消夏的旅游胜地。

而历史也不仅仅沉睡在史书里,成了普通人游览之余可以聆听与感受的故事,又一个太平盛世,六世班禅若能知晓,当无遗憾。

2014年,“班禅行宫”须弥福寿之庙保护修缮工程完工,后人通过这种方式保留和传承记忆,逝去的灵魂终将泽被后世而不朽。

河北省承德市政协主席 刘文勤采访:

应当说,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历史给予承德的一个厚赐。我个人认为,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给我们留下了独一无二的珍贵文化遗产,更在于传承了中华民族,修德安民,以筑民心长城的和合治世思想。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倍加呵护,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入解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宏伟进程当中持续的绽放异彩。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落后的封建农奴制。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西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西藏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自治区人民不仅享有《宪法》所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依法享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各种权利。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发展西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今天的雪域高原,真正建设成了各民族和谐相处,共享安乐的人间天堂。

在岁月不停地流转中,多少面孔,多少纷争,都变得飘渺而遥远。然而,往事并不如烟。为了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宁,为了维护和促进民族大家庭的完整统一,多少仁人志士像六世班禅一样奔走在路上,为造福民众竭尽心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广大藏族同胞的福祉,只有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才能得到最真切最有效的保障。各族同胞与伟大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永远是一条洒满阳光和祝福的神圣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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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闫妍、王金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