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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合作·历史记忆】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的一次“君子协定”

2017年12月06日10:43    

原标题:【多党合作·历史记忆】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的一次“君子协定”

沈钧儒在讨论修改宪章问题时发言

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宣称“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为了抵制社会各方瞩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样空头支票挡箭牌的话,他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不出所料,蒋介石的元旦致辞,再次遭到中共、民盟与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中共的声明、民盟的宣言,都严正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召集党派会议,双方人士也频繁见面商谈。对此,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疑窦顿生:中共与民盟是结成同盟了?

1945年2月16日《情况辑要》

于是,2月 16日,当局收到一份《情况辑要》,上报该情况的特务说:“奸伪与民主同盟成立协定——以联盟形式与本党周旋。”并言之凿凿地称该协定 1944年 11月就在重庆成立,第一条就是“双方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得共同携手奋斗”,且约定“双方在奋斗过程中,随时交换意见,以划一步调增强力量”。特务的逻辑是,正是在成立协定后,1月 15日民盟“类似拥护奸伪政纲之宣言发表”。

其实民盟自 1941年成立以来,就一直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民族的崛起和复兴而不懈努力奋斗。但明确说到中共与民盟之间何时有“协定”的,国民党这份材料指向的时间倒算得上是最早的了。不过,一般被大众所熟知的中共与民盟的一次“君子协定”,则是指 1945年底到 1946年初,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前后,中共与民盟的政治合作——双方不仅为了实现此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同气相求,交换意见,共同推动;而且在会上采取一致步调,互相支持,共同斗争。

正是在中共和民盟的充分协商和默契配合下,最后促成会议通过《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协议,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专制独裁。

此时,在蒋介石的眼里,民盟简直就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旧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他在 1946年 1月 14日的日记中愤慨地写道:“本日共党外围所谓民主同盟者对我政府之攻讦与要挟……”而中共与民盟合作的默契,彼此间高度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 1945年 10月重庆谈判后到 1946年 1月 31日旧政协会议结束的那段时间,坐标定位重庆,回顾这次中共与民盟紧密合作、互助共赢的生动实践。

会前:大公无私——中共鼎力助民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压力,包括民盟的一再呼吁之下,蒋介石被迫做出“和平”姿态,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0月 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访特园,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就国共谈判、民盟与中共配合等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称赞张澜是“老成谋国”,张澜深感“得天下者毛泽东”。在特园的第三次会晤深谈中,毛泽东提议,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后采取一致行动。张澜毫不犹豫地回答:“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这段故事,便是“君子协定”的最初由来。

重庆谈判结束 9天后,民盟代表邓初民就秘密与中共代表王若飞、徐冰会谈,商定了双方交换情报及资料的办法:民盟今后收得各地政治军事情报及有关文化、教育、农民、工运等资料,一律另行抄送一份至《新华日报》;《新华日报》资料室每周亦开送国际国内问题等资料给民盟《民主》周刊社。此外还商定民盟之特殊文件及重要宣传品,亦由新华印刷所义务承印。

双方的合作越来越紧密。1946年 1月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之前,周恩来与张澜晤面,再次确认了此前毛泽东与张澜约定的“君子协定”,并就催促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同争取出席会议名额等,进行了多次磋商,充分交流意见,形成联合行动。出席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名额,《双十协定》规定由国共双方商定。最初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 9人,共产党 9人,民盟 9人,社会贤达 9人,共 36人。

因为社会贤达的代表名额也是由国共双方共同商定,能自主推定名额的民盟就显得尤为重要起来。国民党为掌握多数,便琢磨着对民盟实行分化瓦解之策,以此来孤立共产党。当时民盟内部政治情况的复杂,也正好给了蒋介石可乘之机。

当时的民盟,还是一个联合了“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里面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乡村建设协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内部党派多,有时候意见很难统一。国民党判断:“民盟组织极其脆弱,且在分化之中。”他们决定对民盟采取“加速其分化过程,孤立其对外关系,并加强本党对其之压力,扩大其矛盾”的策略,并认为这样一来,“则民盟组织而将整个瓦解之”。

于是,国民党决定拉拢扶持中国青年党,让其强硬要求在民盟的 9个名额中独占 5个,以达到分裂民盟的目的。有着“三党三派”,并还有着为数众多无党无派人士的民盟,当然断然拒绝了青年党的无理要求。

但在国民党支持下,青年党悍然表态:“一定要 5席,这不是讨价还价的问题,如若民盟不同意,青年党就要作为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国民党这时马上跳出来,公开表示支持青年党脱离民盟,拥有 5席,民盟减少 2席的要求。民盟数次向国民党申诉,欲保持 9席,国民党置之不理。一面是名额被瓜分出去,一面是名额如何分配,民盟面临着极大的难题。

中共方面坚决支持民盟的 9个代表名额不能减少。为此,周恩来、王若飞等多次到特园,和张澜等商讨名额问题,表明中共这边鲜明的态度,也希望民盟坚持斗争。紧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青年党可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其 5个代表名额由中共让出 2名,国民党让出 1名,另外将代表总额再增加 2名;民盟原定的 9个名额不动。共产党这一顾全大局、主动让步的做法,让国民党始料未及,不得不接受这个分配方案。最后商定的名额是:国民党 8名,共产党 7名,民盟 9名,青年党 5名,社会贤达 9名,共 38名。

民盟在中共的帮助下解决了难题,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共患难与共、真诚相助的战友情谊。对中共这种以国事为重的大气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说:“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自此,青年党分裂出去后的民盟,内部更为团结,也更为坚定地站在共产党这边。据多份资料记载,会前几个月,中共与民盟还通过多次的交流沟通,共同向国民党呼吁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交换了对会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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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闫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