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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学诚:跨越两个世纪的近现代佛教教育探索之路

学 诚

2016年11月01日10:00    

原标题:【纪念】学诚:跨越两个世纪的近现代佛教教育探索之路

按:今年是中国佛学院成立60周年。近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学诚受“统战新语”之邀,撰写系列文章畅谈中国佛教教育探索之路,回顾中国佛学院六十年发展历程和优良传统,展望未来中国佛教学院前景。

佛教的本质,是一种系统完整的生命教育。从印度到中国,从古代到近现代,佛教顺应时空因缘的变化而衍生出不同的教育方式。经典传译是中国佛教兴起的第一步,由此而产生了两晋至初唐的译场教育,伴随着大乘经典的翻译与义理辨析,培养出精思博学的义学僧群体。唐代八宗并起,开创出真正中国化的教证体系,而禅宗的清规制度和丛林熏修更成为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佛教教育之主流。这一格局直至晚清之际被“千年未有”的政治、文化巨变浪潮所冲破,从此中国佛教及教育被迫走上了一条现代转型的艰苦探索之路。而早期佛学院的诞生,便是近代佛教转型的最初成果与标志。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在炮火硝烟中开始了痛苦艰难的自我改造。戊戌变法对科举制度的废除,预示着20世纪的中国教育和文化将进入一个与千年历史迥别的现代社会模式。1905年,自隋代以来支撑着中国社会人才流动体系的科举制彻底终结,新式学堂兴起。在这样的历史巨变中,佛教和寺庙毫无预感地被卷入了“庙产兴学”的风潮,无论千年古刹还是普通小庙,与整个中国一样陷入了生死存亡之秋,从此不可避免地应对着时代风云的变迁。

从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劝学篇》,到1915年袁世凯政府出台《管理寺庙条例》,再到1928年—1930年间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内政部长薛笃弼重提庙产兴学方案,中国佛教界经受了三十余年的剧烈冲击和不安。如太虚大师于1931年所说:“自清季以来,佛教即入多事之秋。三十年来常有僧寺能不能存在之问题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僧寺时感无限之恐慌。”寺庙、僧人、佛教如果不能快速进行时代转换,成为近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进步力量,就会被时代所淘汰。正是这种严峻的现实危机促使佛教界仁人志士以各种方式革故鼎新,为佛教开辟生路,或兴建新式僧学堂、佛学院,或刻印流通经典,或组织义学研究,或创办佛教刊物,甚至纷纷成立全国及地方性佛教组织,以图从教育、思想、文化、宣传、组织等多方面培养佛教有生力量,发出佛教的声音,彰显佛教的价值,维护佛教的权益。

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居士,面对佛教界的内忧外患,深觉“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出于强烈的护教使命感以及弘扬佛教于世界的国际视野,他不仅成立金陵刻经处,而且着力兴办佛教教育,于1907年创办祗洹精舍,招收缁素青年,创设佛学与新学并举、中文与英文兼习的现代佛教教育模式。虽因经费问题维持仅仅一年多,但为中国佛教培养出太虚、欧阳渐、梅光羲、仁山、智光等颇具时代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太虚大师评价:“祗洹精舍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 20世纪初,祗洹精舍能从各地纷涌的僧学堂中脱颖而出,为近代佛教教育涂抹出第一笔亮色,主要因为杨仁山居士创办教育的发心、立愿超越了当时保寺护产的一般认识,而呈现出复兴佛教的全局意识和广弘佛法的世界眼光。太虚大师对此深有感触:“据我所知,当时佛教或僧徒的办学,全系借办学以保持寺产,并无教育佛教人才以昌明佛法的意图,所以办的学校亦是模仿普通的学校。但杨老居士的设祗洹精舍,则与摩诃菩提会达摩波罗相约以复兴印度佛教及传佛典于西洋为宗旨”,故“精舍虽寥寥数人,与三十年来的佛教,颇有不少的关系”。

正是这种为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培养人才的高起点、大格局,启发了太虚大师重整中国佛教、培养现代佛教住持僧的教育理念。他深刻认识到:“如有寺院僧尼之存在,即为代表佛教之主体,若不能适合此时此地之社会需要以发扬佛教精神,即失其存在之意义!于此如不谋改善,必归淘汰,而现今中国之寺制僧制,必待整理,乃堪表扬佛教。”“故今为保存发扬整个的佛教计,必须造成真能住持佛法之僧才,为风雨飘摇中的佛教僧寺开一新出路。此为办僧教育之目的。”其宏观构想在于从根本上全面整理中国的僧伽制度,而这一理想的现实落脚点则从开办佛学院起步。

1922年,太虚大师创立武昌佛学院。学院“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规制,学生在家出家兼收。第一期是造就师范人材,毕业后,出家的实行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去做改进僧寺及办理僧教育的工作;在家的依着《人乘正法论》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动佛教到人间去。”佛学院的宗旨一方面是培养引领中国佛教的现代僧伽,以期实现全面改进僧制的大目标;同时也培养具足正信的在家居士,以期推动佛教的人间化、社会化。因此,学院体制结合了传统丛林教育和现代大学教育,开设的课程不仅有汉传佛教各宗派教义源流,还有因明学、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中外哲学、论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英文、日文、梵文、藏文等,并坚持朝暮课诵、打坐参禅。可以看出,武昌佛学院从教育宗旨、教育体制、课程设置到人才出路,都传承了祗洹精舍的经验和理念,而其理论的宏阔、体制的全面、课程的丰富,尤其是佛教教育的现实针对性与社会化程度,则较杨仁山时代有了更大的跨越和提升。

武昌佛学院不仅造就了如大醒、大勇、芝峰、印顺、法尊、法舫、慈航、优昙、竺摩、妙钦、演培、瑞今、隆根等近现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催生了具备现代理念及体制的众多新式佛学院。太虚大师自言:“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渐渐多了,如常惺法师在安徽、闽南、杭州、北平等地办的佛学院等,都受了武院风气宗旨的影响。从我造就出去的人材中,办开封、九华、岭东、普陀等佛学院,和武院有连带的关系,更不待言了。”武昌佛学院之所以对近现代中国佛教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根本原因是创办人太虚大师敏锐把握了时代因缘,抱着为整个中国培养现代佛教人才的宗旨,创造性地吸取融合了古今中外、佛学世学的教育经验,走出了一条从形式到内涵都已超越传统格局的佛教教育新路。用大师自己的话来说,武院以前的新式僧教育,大多不过是“讲经法师的养成所”,它们与大师“造就改进整个佛教的人材相差得很远”。事实上,这种“讲经法师养成所”,依然沿袭着传统佛教的遗绪,对于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近现代中国,无法真正接轨、契应。而武昌佛学院恰恰开启了通向未来的现代佛教教育模式,在适应社会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佛教的新生。

1927年,太虚大师将教育重心转向闽南佛学院。1928年游历欧洲时,又发起成立世界佛学苑,希望“综合世界的佛教,研究成世界的佛学,实现为世界的新佛教”,并以此推动中国佛教的革新。此后,大师相继将闽南佛学院、北平柏林佛学院、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都纳入世界佛学苑不同语系的教育体系之中,又将武昌佛学院改设为世苑图书馆。虽然最后因为战乱烽火、经费不足、人事不谐等诸多原因,太虚大师的“佛教改进运动”和“世界佛教运动”都未最终达成,但其超前的思想观念、建僧兴教的大局意识、开放的世界格局以及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伴随着他一手开创的佛教革新成果,已成为现代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和原动力,这也是后来中国佛学院得以诞生的重要精神渊源。

在太虚大师创办武昌佛学院的同一年,杨仁山佛教事业的另一后继者欧阳竟无居士,于南京创立了支那内学院。内学院以讲学和刻经并重,其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学制分中学、大学、研究、游学四类,初拟设法相、法性、真言三大学,后因师资与财力不继,仅于1925年成立了法相大学。支那内学院开近代居士佛教教育之先河,培养出吕澂、汤用彤、熊十力、梁启超、梁漱溟、王恩洋、陈铭枢等一大批佛学学者,对于近现代佛教义学的复兴和佛教的社会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跨越了两个世纪的历史风烟,凝聚了广大仁人志士对佛教前途命运的忧思深虑、悲心宏愿,书写了一次次前赴后继的奋争、创造、失败和坚持,在世纪交替的烽火和文化巨变的浪潮中艰难地探索着现代佛教转型之路。佛教教育的开拓者们不仅为中国佛教的振兴贡献了全部的智慧才华,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松风、素云、敬安等法师。敬安法师为松风法师所作的悼诗:“末劫同尘转愿运,那知为法竟亡身?可怜流血开风气,师是僧中第一人!”这成为包括他自身在内的近现代佛教先行者的悲歌。

新中国成立的中国佛学院,正是近现代佛教教育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经验成果,是前辈大德们生命和宏愿的续写,因此无论其精神宗旨、教育体制还是师资力量,都体现着历史的传承;而新的时代背景更赋予佛学院于教、于国的大使命,由此谱写出气象恢弘的佛教教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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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统战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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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闫妍、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