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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

 张维为

2014年05月23日08:45    来源:求是

原标题: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

过去数十年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推销自己的制度模式。仔细观察,他们主要推销两个东西: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民主原教旨主义,但产生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颜色革命”随着乌克兰的分裂动荡已基本褪色完毕,“阿拉伯之春”随着埃及的冲突震荡已变成了“阿拉伯之冬”。大概是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西方不少国家自己也真相信这些东西了,结果自己也被一并忽悠。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希腊等国先后破产,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处在破产边缘,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20来年没有改善,反而下降,国家更是债台高筑。这样的结果估计西方自己也未曾料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国,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规模和势头迅速崛起,多数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西方终于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西方自己的制度问题了。今年3月,西方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罕见地刊发了封面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以下简称“《经济学人》文章”),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1980年至2000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作者把这种挫折归咎于两个原因:“一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这也引出了本文探讨的两个主题:西方的制度反思与中国的道路自信。

一、西方制度反思:从经济转向政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西方许多人士就开始反思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英国女王询问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学界和政界许多重量级人物先后参与了这场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撰文《经济学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死抱着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观点”,“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对这场危机负有责任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说:他处于“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监管是场灾难,“虽然总体来说,被监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长远利益,但金融家们太愚蠢,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想赚钱,然后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美国将会有很大的麻烦。”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唐纳德·巴利特和詹姆斯·斯蒂尔于2012年在美国出版了《被出卖的美国梦》一书,引起了轰动。作者对美国人过去20来年的实际生活进行了调查,认为曾经激励过那么多人的“美国梦”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过去20年停滞不前,甚至下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如是说:“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它地区更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针对西方经济是否已开始复苏,斯蒂格利茨又写道:“综观西方世界,尽管有复苏的迹象,但大部分北大西洋国家的实际(通胀调整后)的人均GDP还低于2007年;在希腊,经济估计收缩了约23%。表现最出色的欧洲国家德国在过去六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也只有0.7%。美国的经济规模仍比危机前小15%”。他还说,“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关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今天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

西方对危机的反思也从经济层面转向了政治层面。《被出卖的美国梦》作者剖析了美国梦被出卖的政治原因,认为美国的政客、富人、大公司等,通过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美国的政府替富人减税,期待富人能给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等逃税天堂。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林肯总统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制度已经演变成了“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罗马教皇佛朗西斯则公开把“现代资本主义”称为“新的专制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将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动荡。资本主义是掠夺穷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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